[法律杂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甘当“双料老赖”

duoduo 7 2021-11-26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甘当“双料老赖”

   600万巨款12年不还竟说“债权人放弃”

   按中央综治办最高法院规定应该“一票否决”

    首先对“双料老赖”一词略作解释,因为无论在汉语词典和法律词典上均查阅不到,而本案又不得不使用,故发明创造了此词汇,请诸公谅解。笔者对此的解释为:欠债久拖不还,固然属于正宗“老赖”,同时不但拖欠巨款12年不还,反倒硬说“决无此事”,“我根本就没欠过”,此公并非平头百姓,或者一般法人和其他组织,竟然是堂堂由人民选出的县级人民政府。“人民公仆”对人民耍赖,您说此事奇也不奇?称其为“双料老赖”是否过份?

    此番“双料老赖”的头衔倒也辉煌--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政府。

    欠债有据,乃中级人民法院10年前的生效判决

   请看通辽市中级法院的前身原哲里木盟中级人民法院(1998)哲经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为李振茹,被告为通辽市造纸厂。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的借款行为不违背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双方之间的行为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告所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判决如下”:

    “(一)被告通辽市造纸厂偿还原告欠款一百七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四元四角;

    (二)被告偿还原告利息(自1996年1月1日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月息按3%计算”。

    对于上述判决的第一项,已陆续基本给付,债权人争议不大。关键是第二项,“被告返还原告利息”,同时双方在借款合同中也明确约定:“偿还债务时一并偿还利息”。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法院生效判决,对利息从1996年1月1日到2007年1月已经12年,每月利息为53,100元,如今12年是否超过600万元?

    艰难10年执行路,竟答复说“债权人已放弃”!

    自从判决书生效后,债权人李振茹便踏上了漫长而艰巨的申请执行路。无数次的申请执行,无数次的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被告方并不积极配合偿还。几经周折,无论是用汽车、房屋、机器设备也罢,总算把本金偿还了,付出的巨大代价不说也罢。

    重点是判决书的第二项即利息部分,原告李振茹作为一介草民,债权人本应当“爷爷”,可是他却成了“孙子”,跑断了腿,累弯了腰,说破了嘴,对方又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县级人民政府,他既无奈又无助,只好于2006年10月2日委托笔者代为催讨。

    笔者接受委托后,先后于2006年10月4日和11月9日两次以《基层法律服务通讯》形式,向科尔沁区委、政府、政法委、经贸委等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材料。在很长时间内无人理睬。直到2006年末,方才收到署名为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答复。此答复倒也还算认真,不仅打印具有正规公章,还有落款日期为2006年11月15日。

    “回复”说了一大堆对判决书第一项如何执行完毕的话,其实所答非所问,并没有人说第一项没有执行,关键是第二项。

    令人气愤又十分不解的是,“回复”竟然无中生有地说“原欠利息170万元李振茹自愿放弃”。

    虽说是无中生有,倒也有他的所谓“依据”:

  一是说原通辽市政府即现科区政府于1999年3月4日有一个“会议纪要”,二是说2000年8月2日有过一个“协议”。那么,这是两份什么样的文字呢,确有此事吗?

    政府非法干预是真,“协议”并无“放弃”内容

    查“会议纪要”,原来是这么回事:1999年5月12日,原通辽市政府即现在的科区政府制作了一份题为《关于协调通辽电厂、李振茹诉通辽造纸厂三安的会议纪要》,“纪要”第二项说:“为保证造纸厂包括该厂劳服公司依法破产的顺利进行,对李振茹诉造纸厂案件暂时不执行”。

    第三项说:“市政府承诺保证通辽电厂和李振茹的债权不受损失,对法院扣押保全的财产不列入企业破产之内”。该“纪要”的编号为通政办秘字<1999>34号。参加会议人员除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法院外,并没有李振茹参加。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纪要”的第二项中,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由盟法院执行庭负责协调李振茹,并放弃170万元债权利息。”

    好一段霸道的语言,第一,李振茹并未参加会议,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谁有权侵犯公民财产,而且数目如此巨大,当时为170万元;第二,是中级法院生效判决效力大还是你这个非法干预的会议纪要效力大?第三,“纪要”说由法院负责协调李振茹,要人家放弃170万元,这本身就违法。再说,怎么“协调”的,李振茹何时同意的?证据何在?第四,假如李振茹真的同意放弃,那也是无效的。因为不仅有“胁迫”、“乘人之危”之嫌,违反《民法通则》58条、59条之规定,即使李振茹真的签字同意放弃,那也是无效的。因为170万元巨款,属于夫妻和家庭共同财产。

    再查“答复”中所说第二条理由,即2000年8月2日“协议”,查该协议共有6条,请问哪一条有放弃170万元利息的内容?这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说科区政府赖账不还依据何在?

    本来,从判决书上看,欠款者是通辽市造纸厂,可是由于政府的违法干预和承诺,性质就变了,

    依据一:《民法通则》11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义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他受到的损失负责处理。”

   依据二:科区政府自己的承诺。前文提到,在“会议纪要”的第三条中,他公然承诺:“市政府承诺保证李振茹的债权不受损失”。如今不但受损失了,而且损失数额十分巨大,堂堂一级政府的承诺算不算数?

    依据三:《民事诉讼法》第213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也就是说,如今造纸厂已经破产了,从以前执行的对象和负责“答复”的单位看,即现在的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否则,笔者并没有给他寄材料,只给科区政府。是谁把材料转到了他们手上?无疑是科区政府。既然如此,区政府自然也认为应该由他们“答复”。

    依据四:中央综治委与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将法院执行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范围的意见》。意见指出:“对于政府部门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以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干预执行工作的行为,视其后果,在考核中给予负面评价”。“中央综治办已决定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2006年开始的执行工作纳入考核范围”,“对造成恶劣影响的抗拒执行事件,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单位及部门,或者因违反执行,造成严重不稳定因素的法院,要实行责任追究”。赖账是可耻行为,特别是作为人民政府,赖人民的账,对于政府形象,对于改善投资环境,对于依法行政,对于社会稳定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将始终一追到底!直至实行一票否决。

老赖为什么如此猖獗?

  “执行难”的原因分析与破解对策

  内容摘要:“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软弱,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赖帐行为的本质是诈骗,性质上与偷窃、抢劫,诈骗没有区别,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只不过是披了“借贷”的外衣,更加具有隐蔽性、欺骗性。

  由于法律上的限制,面对老赖,法院束手无策,苦主欲哭无泪。被动查找老赖财产,劳民伤财,事倍功半;列黑名单、限制高消费、街头公示、彩铃定制等仅是舆论手段,作用有限。判刑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律手段。赖账应判刑,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放出来。

  关键词:民间借贷纠纷,执行难,老赖,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民间借贷纠纷逐年增多,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危及社会安全稳定。如何有效化解决这一社会矛盾,减少纠纷和冲突,已成为摆在法律界甚至是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尽管“执行难”等问题已得到社会和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也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但笔者认为,“执行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法制建设的滞后,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的缺失导致法院执行手段有限。应该重新认识,重新定性。

  一、认识不到位是“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一)把大量本属于以“借贷”之名行诈骗之实的失信赖帐行为视为普通民间借贷纠纷

  诚然,借钱还不上,不一定都是诈骗,有的是做生意亏了,有的则是生活中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借钱不还却是实实在的诈骗,是披着“借贷”外衣,以“借贷”之名行诈骗之实。有的是利用亲情友情行骗,有的是以高利息为诱饵的诈骗,钱骗到手后再以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为借口赖帐。本质上,失信赖账与偷窃、抢劫,诈骗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朱某和张某是多年的同事,平素关系一直较好。朱某以女儿出嫁而自己的理财产品还未到期为由,向张某借钱五万元,并保证三个月后即可归还(理财三个月后到期)。张某爽快地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交给朱某,并表示不要利息纯属帮忙。但三个月后,朱某却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张某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开口,直到一年后发现朱某已经卖掉房子不知去向了,张某才如梦方醒。张某气愤地说:“三个月后就还,这是他拍着胸口说的。三十多年的老关系了,打心里都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事。”

  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哪里是什么“借贷”,分明是赤裸裸的诈骗。

  (二)低估了对失信赖帐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借贷纠纷往往矛盾尖锐,冲突激烈,已成为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严重祸源。据悉,现在一个普通县区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就高达几千件,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直言,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已高达467.3万件。

  因借贷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恶性案件屡屡发生。据报道,2016年6月,吉林长春乐山镇女子孟某开车去伊通讨债,过程中发生冲突,最终讨债不成反被对方用钩机击打死亡,车被砸毁;山东聊城因赖债讨债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1人轻伤的惨案;2015年9月10日,宁夏海原一女子街头偶遇欠债人,因多次催债致使欠债人恼羞成怒,竟然将该名女子拖进玉米地活活打死。

  失信赖帐行为不仅严重危及社会安全稳定,而且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导致社会道德滑坡,是非观、价值观扭曲。有人把能借钱骗钱当成了“本事”,甚至理直气壮地喊出了“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的反社会反道德口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三)盲目同情老赖,不谴责失信赖帐行为反而指责按约讨债行为,助长了老赖的嚣张气焰

  民间借贷本身很多并不是高利贷,特别是发生在亲朋熟人之间的亲情贷、友情贷。放贷人绝大多数也不是黑社会,恰恰是普通老百姓。因为银行利息太低,为获得高一点的收入,才把自己省吃俭用的一点血汗钱拿去放贷。你以为真正的黑社会那么好心,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用,不信去看看那些融资公司,融的谁的钱?当然,有的是自己直接借出去的,有是通过一些机构借出去的,作为中间商的机构可能会有自己的资金投入,但绝大部分钱仍然是老百姓的。赖账赖钱,这些机构只会损失点利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是血本无归。话说回来,即使是黑社会的钱也不应该赖账不还,黑社会也有自己的合理权利。

  借贷纠纷产生后,外人看到的往往是讨债追债行为,看不到纠纷产生的整个过程,更不去追究纠纷发生的原因。一般来说,到讨债阶段,欠债者由于自己理亏,往往是一方面哭穷诉苦以博取同情,一方面跑、躲、赖,行为上属于防守。当然也有老赖以攻为守倒打一耙,嚣张跋扈,肆无忌惮。而债务人则相反,由于损失巨大甚至血本无归,眼看着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再加上对上当受骗的愤怒,不得不愤而讨债,行为上偏于攻击。这样一来,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追债者可恨,被追债者可怜。事实上,没有欠债哪里会有讨债,没有恶意赖帐哪有愤而追债呢?山东聊城于欢杀人案中,人们一边倒地谴责讨债者,却对失信赖帐行为视而不见,只讲杀人原因为杀人者寻找借口,却闭口不提引发讨债的原因,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同情弱者是人们的一种正常心理情感,但用在不守信用的老赖身上,则难免是感情泛滥了。有人指责债权人借钱图利,也有人反问受害人“当初为什么要借出去”,还有人甚至把老赖负债跑路归责于债权人——“如果不是你当初借钱给他,他怎么会背上债务?”如此荒谬的逻辑实在令人哑然,从信用的角度讲,讨债行为是一种守护信用维护信用的行为。不去谴责失信行为反而指责守信者,宽容老赖却对守信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这是典型的三观不正。

  (三)仅把失信赖帐看作是“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赖帐本质上是恶意失信违法的诈骗行为

  借贷纠纷的确是因 “钱”而起,也会因“钱”而终。但究其实质,“钱”只是载体和表象,实质却是信用问题。无论什么原因产生的借贷,其前提条件之一是——到期要还。有借有还,期到帐清,这是一切借贷的基本特征,依约行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借钱不还,就是违约、失信。所以,对借贷纠纷的处理,实际是处理守信失信问题。

  有人会说,债务人就是没钱怎么办?没钱还也要承担违约的责任。借钱做投资的,应该自己承担投资失败责任,如果债务人做生意赔钱了就让债权人扛上,那么,赚钱了会不会给债权人利息之外的红利呢?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呢?借钱用于生活消费的(本质上属于超出自身消费水平的高消费),也不能把这个后果转嫁,债权人不是不良资产收购公司,不是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他没有义务替债务人承担这个责任。实际上,债权人一般并不知道这些钱真正干什么去了,用在了哪些方面,他的义务只是按照约定把钱交给债务人,如期收回本金并获得利息收益,既不参与投资经营和管理,也不对资金实际监管。

  实际上,到底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是真“还不起”还是赖账,真实情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外人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哪怕是法院。既然如此,也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在有钱没钱上浪费司法资源,在法律层面只需以违约论处。在法理层面上,如果仅仅把借贷纠纷理解为“钱”的问题,并只从解决钱的问题上入手的话,司法实践上也必然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把处理借贷问题看做是处理“钱”的问题,那么,没钱怎么处理?当然是没法处理。而且,如果把借贷问题仅仅看做是关于“钱”的问题,对那些宁愿拿不到钱也要坚持起诉的债权人的行为怎么理解?一些债权人坚持起诉坚持处理老赖,不只是因为钱,更是因为受骗。一次次的食言一个个的借口一天天的拖延令人无法接受。

  (四)缺乏基本市场经济常识,对“高利贷”存有偏见,盲目敌视正常经济借贷行为

  “高利贷”在中国似乎一直没有一个好名声,特别是样板戏《白毛女》之后,已经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他们动不动就高呼“打击高利贷”的口号,似乎消灭了“高利贷”就是消灭了剥削,消灭了不公平。

  其实,“高利贷”不过是利息高而已。经济社会里,借贷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利息的高低并不是由放贷人单方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他们也有竞争者。利息高的根本原因不是放贷的人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太少了。因为少,导致市场资金不足,仅有的少数资金当然就高起来了。“物以希为贵”么,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也是最简单的市场经济常识。人们不敢放贷,一是因为国家层面不支持甚至打击,二是老赖太多导致放贷风险太大,说白了就是社会信用低。打击高利贷固然可以减少民间借贷,问题是借贷行为是少了,可是急需用钱的人怎么办?都到银行去借吗?如果都能从银行借出来,谁还会去借高利贷?放着利息低的不用偏偏去借利息高的,他们犯傻吗?而且,放贷的少了,利息就真能降下来吗?只能更高!有些人只知道是高利贷逼死了杨白劳,却不知道杨白劳“借”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高利贷。真正的借贷行为必须是双方自愿的,而杨白劳遇到的却是一个妥妥的欺诈事件,黄世仁为了达到强霸喜儿的目的,在打昏杨白劳后,强行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下的“借款”手印。

  实际上,很多所谓的“高利贷”根本不是债权人索要的,反而是债务人主动提出来的,他们以高利息为诱饵“借”钱,真正到了返还阶段再以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为借口赖帐。

  现在规定高于银行同期四倍贷款利率的才算高利贷。笔者认为,所谓的利息高低其实很难人为设定,最科学最合理的利息标准应该是市场[4]。市场的事就应该交给市场去做,法律能做的只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什么是公平正义?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的合约就是公平正义,守信就是公平正义方,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失信就是不公平不正义,应该受到打击和惩罚。无论是低利贷还是高利贷,既然是双方自愿的,事先的约定就必须遵守,事前的承诺就必须兑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因素,聚焦各种有益力量,民间借贷是金融借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现在有些人借钱的时候不嫌利息高,甚至是求人借钱,用完钱后再以法律不支持高利息为由耍赖,实际是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损人利已,行为上无信,道义上无耻,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

  (五)错误理解“风险”概念,把本应欠债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放贷人

  有人认为,放贷就是为了追求利益,高利润高风险,放贷就要承担被赖帐的风险。言下之意,放贷被骗不值得同情,是“活该”。可怕的是,这种错误认识甚至在很多法律界人群里也有很大的市场。

  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据说在远古时期,以打鱼捕捞为生的渔民们,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祷,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在出海时能够风平浪静平安归来,所以“风”即意味着“险”。不确定性、客观性、普遍性是风险的三个基本特征。对经济问题来讲,不确定性就是指收益和损失的发生是不确定的,是一种随机现象;客观性,是说风险是客观而非主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性,是说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有风险,吃饭可能被噎着,上街可能遇车祸,这都是风险。

  借贷做为一种经济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显然不包括主观恶意的失信赖账行为。借贷的利息和还期都是事先约定好的,是确定的。老赖的失信赖账行为,是一种背信弃义的主观恶意行为,至于因借钱人投资失败之类的风险,这是借钱人自己所应当承担的风险,不是出借人的,不能不把这个责任转嫁给出借人。还有人事后诸葛亮般地“谆谆教导”苦主们“谁叫你借出去呢,不借不就没事了吗?”这是歪理,上街被偷难道罪在上街?居家被盗难道罪在置办家财?

  (六)把“查控不到财产”当成“没有财产”,把“执行不来”当成“执行不能”

  现阶段法律还不完善,赋予法院的查控手段以及法院自身查控能力有限,存在很大的死角、盲区和漏洞。比如房产、车辆,一般只能查控本市房管车管机构登记过,对于小产权房、自有房、外地登记车辆则无法查控;银行存款只能查控本省市银行分行的帐户,对于在外省市开户帐户则无法查控;工资收入的查控也仅限于正式单位的人员,对于打工族和个体户无法掌控。而且只能查控被执行人本人名下财产,对于转移财产多无能为力。单凭自愿申报,在没有和公安一样的侦查审讯权和能力的情况下,即使“穷尽”了现有执行手段,也是很难判断 “确无可履行财产”的。即使确无可履行财产,也不能说被执行人就丧失了履行能力。实际上,自原始社会以来,除非是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任何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所得除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所需之外,都会有一定的劳动剩余,多少都会有还债能力,根本不存在完全“执行不能”的可能性,即使不能一次性还清,分期还债总是可以的吧。

  (七)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试图用社会舆论手段解决法律问题

  道德是一种软约束,只能在一定程度下调整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表现为说教和情感感化。法律是硬约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使用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根本功能是惩罚。法律基于道德,但高于并引导道德和舆论。法律和道德性质地位作用不同,能解决的问题和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试图用道德手段来解决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徒劳的,达不到目的的。

  实际上,不守信用的老赖们并不是不不知道“欠债还钱”的道理,也不是不知道失信食言是不道德的,而是看到了失信成本已经远低于守信成本,虽失信但产生的可观利润已经让他们对可能受到的一点惩处无所畏惧。近年来,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对失信赖帐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居高不下的案件率表明,执行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法律依据的缺失和打击力度不够才是主要原因。不去寻求法律手段,反而老在道德和舆论方面作文章,放弃强制力量转而寻求社会舆论手段,自废武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近年来的街头电子屏公示、为老赖定制彩铃等是这个思路。

  (八)认知的错位,严重影响了法院做为国家暴力机构的作用发挥

  法院是国家的暴力执行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运用强制力量和暴力手段来保证法律的贯彻落实。虽然离不开宣传和教育,但它毕竟不是宣传和教育机构。有人担心强制手段的运用不利于“激励”老赖主动还钱,导致对失信赖帐行为打击无力,严重影响了法院做为国家暴力机构的作用发挥。特别是在当前失信赖帐行为日益增多,民间借贷纠纷逐年增加,在打击力度明显不够的情况下,还为失信黑名单设置两年有效期的举措,就是这种错误观念的一种体现,这是法制建设的倒退。

  “执行难应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转移或隐匿财产、逃废债务;法院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或出现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以及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等情形”[3]。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道德感化或思想工作是难以奏效的。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老百姓一般是羞于打官司的,特别是发生在亲朋熟人之间的借贷,不到万到得已不会轻易诉诸法律,被起诉到法院的一定是道德和舆论力量已经无法约束,非法律途径和强制手段无法解决了。事实上,真正没钱还的欠债人,一般也不会被起诉到法院。因为毕竟是拿了别人的钱,一般会因情况真实态度较好而取得谅解,而且没多有少的总会还一些的。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老赖也多是真正的老赖,不仅有钱不还态度还很恶劣,电话不接,各种联系方式拉黑,或者干脆肉身跑路,目的就是逐步疏远债权人,逃避债务。对于这些人,指望其良心发现主动还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有那样的道德水准和思想觉悟,就不可能失信赖帐了。

  (九)固守“民事不入刑”的滞后观念,阻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

  法院是执行机构,一切执法活动都是以暴力为后盾,坚持民事不入刑,等于放弃了这个强有力的后盾,不种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现有法律手段中,虽然有“拒执罪”可用,但实际判刑率极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在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执行467.3万案件中,仅有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连千分之三都不到,这种的概率如何起到震慑作用?

  有报道称,江苏丹阳一个身背5亿巨额债务的老赖,自己和家人却住着两座价值千万的独栋豪宅,别墅装防弹玻璃,家中茅台一堆,极尽奢靡。就是这样一个涉案众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失信赖帐者,竟然没有被判刑,没有被通缉,长期逍遥法外,令人唏嘘不已。

  二、破解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

  资金借贷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民间借贷是国家金融和银行借贷的有益补充。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间借贷纠纷逐年增多,由民间借贷纠纷所引发的刑事案件和社会冲突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民间借贷纠纷虽然表面上是“钱”的问题,但其实质却是信用问题,失信赖帐行为是非法占有他们钱财的违法行为,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危及社会安全稳定。

  “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国无信则衰”。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信用重视诚信的国家,“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把“诚信”列为重要内容之一。民间借贷纠纷虽然表面上看是经济矛盾,是“钱”的问题,实质上是信用问题,无论何种原因,无论何种理由,本质上都是失约违约,恶意赖帐者更是人品沦丧诚信丧失的表现。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失信赖帐行为仅看作是“不还钱”的问题,而必须从守信诚信的角度来对待。必须认识到,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实际是在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严厉打击和惩罚失信赖帐行为,对于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诚信体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习 明确指出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2016年3月13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郑重承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二)顶层设计,加强立法,提高打击惩罚力度

  1.修订《刑法》,制定《民事执行法》

  立法是执行的前提,现有执行主要依靠《民事诉讼法》等一些法律法规,软弱乏力,执行手段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威慑力弱。大量案件连送传票都找不到人,不得不公告送达;通知申报财产,被执行人敷衍了事;有的法官给被执行人打电话,被执行人态度极其冷淡,或者根本就不接电话,法官亦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泉州晚报》)报道,2015年4月,因父亲不幸遭遇车祸成重伤,30多万元判决赔偿款却迟迟无法拿到,为让父亲尽快重新站起来,福建石狮少女小丽卿标价20万元跪卖判决书。《南方都市报》报道,2015年5月,吴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广州五羊新城天桥售卖法院判决书。2001年丈夫车祸死亡至今,法院判决的10万元赔偿款一直没有兑现。为了能让孩子上学,吴女士无奈之下选择此举[2]。如此种种,实在是对法院的极大讽刺,也是对法律的公然漠视,必须制订更严厉的法律,采取强有力的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

  2.失信赖帐行为要入刑判刑

  与其绞尽脑汁被动查找老赖财产,劳民伤财,不如肉身判刑,迫使其主动还钱。以刑事做为主要惩治手段,列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媒体曝光等社会舆论手段为辅助。

  入刑的办法可以考虑以下三种:

  一是在刑法中设置“赖帐罪”。赖帐即判刑,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放出来。经调解,能够得到申请人谅解的可以缓判,给予还款期限如两年缓判期,两年内若不能履行还钱义务立即入狱。

  二是把失信赖帐行为做为“诈骗罪”论处。赖帐行为与偷窃、抢劫,诈骗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只不过是披了“借贷”外衣,更加具有隐蔽性、欺骗性。有的是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高度信任行骗,有的是以高利息为诱饵的诈骗,钱骗到手后再以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为借口赖帐。

  三是放宽“拒执罪”的判刑条件,以“拒执罪”判刑。当前,虽有“拒执罪”,但自诉条件过于苛刻,实际很难运用。在不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下,已经从法律层面切断了一切个人信息查找渠道,申请人个人难以提供。

  (三)改进执行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执行手段的作用

  1.允许申请执行人持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查找被执行人的财务和行踪

  申请执行人持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查找被执行人的财务,房管局、车管所、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络平台等相关单位或个人必须配合。现在只能查被执行人本人名下的财产,而且还是在法定管理机构登记过的财产。这对并不想赖帐的被执行人或许是有用的,但对于老赖是难说了。既然是“老赖”,既然是恶意赖帐,老赖名下财产早已转空,又不许株连亲朋,法院又没有侦查审讯权力,你让法院如何查封?况且,现在一再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虽然没有特别强调保护老赖,但并把老赖信息排除在保护之外,申请执行人个人根本无法深入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如何向提供?

  允许申请执行人依法对被执行人执行《限高令》的情况进行监督,民航、铁路、夜总会、酒店等相关部门或个人必须配合。一经发现有违令行为,即行拘留。现行“限高令”号称“老赖杀器”,但对一个从不打高尔夫球的人限打高尔夫球、从不坐飞机火车软卧的人限坐飞机和火车软卧,这不是笑话吗?可替代的交通方式太多了,火车硬卧硬座、自驾、长途公共汽车等哪一个不能出行?而且限高令如何监督,谁来监督?没有监督的限高令岂不是同被阉割的太监一样无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民航、铁路等国有系统外,其它机构或公司会主动拒绝老赖去消费?既然设置了限高令,为什么不赋予申请人监督权,责承公安协助调查和监控?

  允许申请执行人持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等查询跑路失联等老赖的行踪,铁公路等交通部门、宾馆酒店等消费场所、通信系统等相关部门或个人必须配合,并把查找跑路老赖行踪列入公安任务职责。

  2.取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两年有效期的设置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虽然对申请者本人并无意义,但至少可以提醒其他人避免再入陷阱,对于表明法律态度,维护社会诚信体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现在却被设置两年有效期,在失信赖帐案件高居不下、“执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对老赖一再宽容,客观上起到了对赖帐行为纵容和保护的作用,完全是法制建设的倒退,是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巨大破坏,也与“用两到三年时间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背道而驰。应该取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两年有效期,直到还清全部债务。鼓励各类征信系统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鼓励各种宣传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

  3.强化对拘留手段的运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的工作报告,338.5万名失信被执行人中仅有1.4万人被司法拘留。而且一次最多十多天的拘留,对于欠帐数额少的或许有点用,对于欠帐多的老赖基本没用,赖个千儿八百万元,每年最多蹲个十来天,也就是说一天的班房就相当于赚了几十万,天下还有这等好事?对态度恶劣的老赖应反复拘留,持续拘留。强制执行过程中,强制手段要用足,用到位。现在有的法院在采取拘留行动中不使用手铐等刑具,和老赖问询谈话客客气气如同聊天,失去了法律的应有威严,也给老赖一个不好的暗示,构不成心理压力。

  4.建立执行工作激励惩戒机制

  “执行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积极性不高,甚至推诿不作为。执行法官很多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简单地查查资料,发发函件。有的执行法官,一个案件执行程序执行了几个月连被执行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对于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敷衍了事,也不做认真的调查和跟进。

  为激发执行法官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建立案件执行负责制,按照自愿、对等的原则下,允许法院从执结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的款项(执结款的1%—5%)奖励执行法官。相应的,对于不能在限期内完成任务的进行罚款(剩余执行标的的1%—5%),以弥补申请人执行人的损失。对于因工作不力或态度不好受到申请人投诉的,以及接受被执行人贿赂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5.探索执行力量多样化,允许民间力量介入

  审判归法院,执行交公司,由民间清债讨债公司依法进行。现有法院执行局作为监督管理机构,为清债讨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和力量支持。

老赖付小白,身上背负10余个官司,早就够判刑了,为什么法院不执行

  生效判决书在昌平法院变成了一纸空文法律何在执行法官李洪生、郝丙坤严重渎职与老赖付小白、杨海风恶意串通藐视司法权,执行法官李洪生和郝丙坤支持付小白、杨海风逃避执行,涉嫌拒执罪,希望相关司法监督部门严厉查处。黄某是一个退休职工,退休后为了生活去工地干活赚钱,把一辈子用血汗和生命积攒的养老钱都被老赖付小白、杨海风一家骗走了。现在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连房租都付不起,居无定所生活无照落。法律文书生效后,向北京市昌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年了,北京市昌平法院执行局李洪生和郝丙坤法官严重渎职、怠于执行,与被执行人付小白逃避合谋企图侵吞申请执行人黄某的财产,被执行人付小白、杨海风逃避法院执行,其二人涉嫌拒执罪,对此昌平法院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让法院的判决书变成了一纸空文,给申请执行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希望法律还能给老百姓做主,维护司法审判的权威,希望昌平法院能按照判决书尽快全额发放案款,现将案件的相关情况简单陈述如下: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付小白是亲戚关系,付小白是申请执行人侄女的婆婆,当时还没有结婚,付小白说想挣点钱给其侄女办点象样的婚礼,当时她说有挣钱的渠道,一天可以挣到五六千元。于是从2014年六月开始以各种理由向申请执行人借钱,一开始不给其借钱,付小白就赖在申请执行人家不走,有时耗到后半夜两三点钟,还说要给五分的利息,如果还不上,她有房子有四套房产可以卖了还钱(1、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5号楼的一套一居室换到流星花园三区505的一个三居过户给了付小白大儿子杨峰峰,2、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11号楼2单元709号房屋给了小儿子杨海风,3、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一号楼2单元505号给了杨海风百分之十的份额,4、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底商16-13一套底商是付小白出钱买的,被杨海风为了逃避贷款和涉嫌虚假诉讼卖了148万元去炒股、放高利贷)。付小白借钱后,一开始还说实话,钱干什么用了,后来发现付小白躲避,也不按时还钱,且开始转移房人和被执行人付小白是亲戚关系,付小白是申请执行人侄女的婆婆,当时还没有结婚,付小白说想挣点钱给其侄女办点象样的婚礼,当时她说有挣钱的渠道,一天可以挣到五六千元。于是从2014年六月开始以各种理由向申请执行人借钱,一开始不给其借钱,付小白就赖在申请执行人家不走,有时耗到后半夜两三点钟,还说要给五分的利息,如果还不上,她有房子有四套房产可以卖了还钱(1、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5号楼的一套一居室换到流星花园三区505的一个三居过户给了付小白大儿子杨峰峰,2、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11号楼2单元709号房屋给了小儿子杨海风,3、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一号楼2单元505号给了杨海风百分之十的份额,4、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底商16-13一套底商是付小白出钱买的,被杨海风为了逃避贷款和涉嫌虚假诉讼卖了148万元去炒股、放高利贷)。付小白借钱后,一开始还说实话,钱干什么用了,后来发现付小白躲避,也不按时还钱,且开始转移房产了。2015年元月份申请执行人黄某找付小白要钱,付小白以各种理由推辞、躲避。无奈黄某于2015年2月5日去乌海找到付小白要钱,付小白告诉其把钱放高利贷了,付小白说钱不会差的,还给其加10万元的利息,写了一个119万元的借条。后法院判决109万,10万元让宿绣花还,宿绣花(付小白的朋友)把钱还给付小白了。2015年4月28日,黄某向昌平法院提起诉讼,并保全了付小白名下的一套房子,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1号楼2单元505号房产,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31日作出(2015)昌民(商)初字第07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090000元借款本金、利息为49662.68元,2015年2月5日之后的利息以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该判决书生效后,因被申请人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于2015年7月8日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受理案号为:(2015)昌执字第3620号,强制执行立案后,2015年7月15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就作出执行裁定,该《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查封、冻结、提取、划拨、扣留、扣押付小白的财产。执行裁定书作出以后法院就开始违法执行该案,在强制执行期间付小白一直出租涉案查封的房屋,涉案房屋租金每月5500元执行期间出租30个月,租金共计:165000元,都由付小白收取,法院也没有提取租金。黄某曾多次提出把涉案房屋租金给我或者房子给其租住,租金从案款里扣除,执行法官不同年4月28日,黄某向昌平法院提起诉讼,并保全了付小白名下的一套房子,回龙观西大街9号院1号楼2单元505号房产,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31日作出(2015)昌民(商)初字第07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090000元借款本金、利息为49662.68元,2015年2月5日之后的利息以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该判决书生效后,因被申请人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于2015年7月8日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受理案号为:(2015)昌执字第3620号,强制执行立案后,2015年7月15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就作出执行裁定,该《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查封、冻结、提取、划拨、扣留、扣押付小白的财产。执行裁定书作出以后法院就开始违法执行该案,在强制执行期间付小白一直出租涉案查封的房屋,涉案房屋租金每月5500元执行期间出租30个月,租金共计:165000元,都由付小白收取,法院也没有提取租金。黄某曾多次提出把涉案房屋租金给我或者房子给其租住,租金从案款里扣除,执行法官不同意,法院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执行措施,也就说既没有提取租金也没有对付小白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制裁,放任付小白逃避执行,把法院生效文书当成一纸空文。付小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既不履行还款义务亦不如实申报财产,与其家人合谋变卖房产转移巨额财产,与案外人于洋、刘萱萱等制造债务、到乌海放高利贷等,更为可恶的是付小白还指使于洋等具有黑社会性质特征的纹身人士威胁我,黄某本人拨打过110,2018年9月10日下午,在法院付小白当着执行法官郝丙坤的面嚣张的说必须要把申请人杀了不然对不起执行法官。此行为是典型的逃避债赖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藐视司法权的恶劣行为。关于付小白伙同家人杨海风、杨永山及案外人于洋、刘萱萱等人逃避执行、涉嫌虚假诉讼等相关逃避法院执行的事实陈述如下:2016年西城法院与昌平法院分别查封了杨海风的房产,昌平法院执行局李洪生法官帮助杨海风逃避执行,隐瞒案情一直不予拍卖杨海风的房产,企图与昌平法院另外一名执行法官郝丙坤一起帮助老赖付小白与杨海风恶意逃避执行,(杨海风房产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11号楼2单元709号房屋)。白伙同家人杨海风、杨永山及案外人于洋、刘萱萱等人逃避执行、涉嫌虚假诉讼等相关逃避法院执行的事实陈述如下:2016年西城法院与昌平法院分别查封了杨海风的房产,昌平法院执行局李洪生法官帮助杨海风逃避执行,隐瞒案情一直不予拍卖杨海风的房产,企图与昌平法院另外一名执行法官郝丙坤一起帮助老赖付小白与杨海风恶意逃避执行,(杨海风房产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西大街11号楼2单元709号房屋)。郝丙坤2017年2月7日,昌平法院贴出拍卖公告要拍卖涉案房产(涉案房产为老赖付小白的房产),2017年11月份成功拍卖了付小白房产,拍卖款2332245元。执行期间2015年11月杨海风变卖了一套房产148万元,没有偿还中信银行到期债权,中信银行也没有追回148万元,无法排除中信银行为了多吃利息与杨海风和付小白合谋逃避执行的嫌疑,银行贷款到期之后不积极追回贷款,纵容付小白和杨海风卖掉房产炒股、放高利贷等行为,银行单方面在杨海风缺席的情况下申请了执行证书,明显弄虚作假与付小白和杨海风具有合谋之嫌疑。于洋和刘萱萱于2017年6、7月份伙同具有黑社会特征的人员(纹身、带着金链子、光头)拦截、谩骂、恐吓、威胁我,提出要求让黄某撤诉,只给我50万,不然就让我给他们60万元,如果不给他们就会找家人的麻烦,让注意安全。显然,于洋和刘萱萱明显与付小白合谋涉嫌虚假诉讼,在执行期间付小白找于洋和刘萱萱的借款去哪里了,法院不但不追责,反而还以此来分割案款。从执017年2月7日,昌平法院贴出拍卖公告要拍卖涉案房产(涉案房产为老赖付小白的房产),2017年11月份成功拍卖了付小白房产,拍卖款2332245元。执行期间2015年11月杨海风变卖了一套房产148万元,没有偿还中信银行到期债权,中信银行也没有追回148万元,无法排除中信银行为了多吃利息与杨海风和付小白合谋逃避执行的嫌疑,银行贷款到期之后不积极追回贷款,纵容付小白和杨海风卖掉房产炒股、放高利贷等行为,银行单方面在杨海风缺席的情况下申请了执行证书,明显弄虚作假与付小白和杨海风具有合谋之嫌疑。于洋和刘萱萱于2017年6、7月份伙同具有黑社会特征的人员(纹身、带着金链子、光头)拦截、谩骂、恐吓、威胁我,提出要求让黄某撤诉,只给我50万,不然就让我给他们60万元,如果不给他们就会找家人的麻烦,让注意安全。显然,于洋和刘萱萱明显与付小白合谋涉嫌虚假诉讼,在执行期间付小白找于洋和刘萱萱的借款去哪里了,法院不但不追责,反而还以此来分割案款。从执行案件的种种迹象表明,执行法官与付小白和杨海风和于洋等人恶意串通损害黄某的利益,具有涉嫌犯罪的嫌疑。2018年9月10日下午在昌平法院,郝丙坤约谈时,付小白还说不杀了黄某对不起法官,付小白还质问郝丙坤那三四万块钱是不是白花了?付小白还在外面扬言说法官的听她的。于洋还质问郝丙坤你半年就干这点事?(此对话有录音可以佐证)特别是两个公证执行书,为何不给我看刘萱萱的执行证书,这刘萱萱的公证执行书到底有什么问题不敢给我看,刘萱萱本人也未到法院参加约谈,执行法官还要替刘萱萱分割案款,郝丙坤还说案件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要按照他的意思分割案款帮助付小白逃避执行,即用执行拍卖的案款替杨海风给中信银行还钱,还要用案款给付小白与于洋和刘萱萱制造的债权逃避执行。更为可恶的是昌平法院执行局李洪生法官,不但不拍卖老懒杨海风的房子还要帮其逃避执行,侵害黄某的债权,违法执行三年了,让法院的判决书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个执行难不是被执行人杨海风、付小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是执行法官严重渎职、图谋不轨、企图为己谋利、袒护老赖付小白、杨海风逃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多次找昌平法院执行法官一点结果都没有,执行法官明显偏袒付小白违法执行案件,帮助付小白和其家人逃避执行。付小白和杨海风、杨永山以及于洋、刘萱萱等人涉嫌虚假诉讼和涉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昌平法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奈我本人申请执行法官郝丙坤回避,多次提交书面回避申请书,均没有结果。综上所述,执行法官郝丙坤、李洪生严重怠于执行,违法执行涉案判决书,执行过程中的种种迹象本人无法排除付小白与郝丙坤合谋违法执行的嫌疑,西城法院对于中信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没有管辖权,而且公证执行证书公证时杨海风和付小白均未到场属于缺席公证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现在昌平法院郝丙坤、李洪生法官办理付小白、杨海风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过程中无视国家法律,违法错误执行,支持付小白、杨海风逃避执行;执行法官郝丙坤与李洪生无视付小白、杨海风、于洋、刘萱萱涉嫌虚假诉讼扰乱司法秩序的刑事犯罪行为,还执意袒护付小白、杨海风严重怠于执行,致使付小白无视司法权威,在法院付小白都嚣张的蔑视司法权。昌平法院执行法官郝丙坤与李洪生如同为付小白与杨海风走狗,帮助老赖付小白、杨海风法院的执行,严重的践踏了神圣的司法权。希望相关司法监督部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清理执行法官中的败类李洪生、郝丙坤,严惩老赖付小白、杨海风。,执行法官郝丙坤、李洪生严重怠于执行,违法执行涉案判决书,执行过程中的种种迹象本人无法排除付小白与郝丙坤合谋违法执行的嫌疑,西城法院对于中信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没有管辖权,而且公证执行证书公证时杨海风和付小白均未到场属于缺席公证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现在昌平法院郝丙坤、李洪生法官办理付小白、杨海风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过程中无视国家法律,违法错误执行,支持付小白、杨海风逃避执行;执行法官郝丙坤与李洪生无视付小白、杨海风、于洋、刘萱萱涉嫌虚假诉讼扰乱司法秩序的刑事犯罪行为,还执意袒护付小白、杨海风严重怠于执行,致使付小白无视司法权威,在法院付小白都嚣张的蔑视司法权。昌平法院执行法官郝丙坤与李洪生如同为付小白与杨海风走狗,帮助老赖付小白、杨海风法院的执行,严重的践踏了神圣的司法权。希望相关司法监督部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清理执行法官中的败类李洪生、郝丙坤,严惩老赖付小白、杨海风。

“老赖”已吓晕!高院刚刚发布史上最严强制执行措施...5月1日施行

  4月21日,浙江高院发布史上最严强制执行措施!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浙江高院点赞!!估计“老赖”已被吓晕,只要进入执行程序后,你就得好好配合,否则后果极其严重,罚款、拘留,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下落不明的“老赖”采取拘留措施,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从而避免了拘而不到位的情况.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

  (2019年4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766会议通过)

  为加强民事执行的强制性、规范性,依法惩戒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据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执行机构收到执行案件后,应当立即启动执行程序,并在10日内完成以下事项:

  1. 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2. 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

  3. 财产网上查控以及被执行人户籍、婚姻、持有的证照、出入境记录等信息的调查。

  二、被执行人应当按照《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要求立即履行债务或者报告财产。拒不报告财产又不履行的,在《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发出后一个月内采取下列措施:

  1.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 限制出入境,或者责令交出出入境证照、宣布证照作废等;

  3. 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三、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不实,应当在查明之日起10日内,对被执行人予以罚款、拘留。

  四、被执行人应当遵守《限制消费令》的规定。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执行法院应当自查明之日起10日内予以罚款、拘留。

  五、执行法院发出查封、扣押裁定书、责令交付通知书后,被执行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在10日内予以罚款、拘留。

  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被执行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六、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的,执行人员应当在腾退期限届满之日起一个月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八、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等抗拒执行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在10日内作出拘留决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对作出了拘留决定而被执行人又下落不明的,10日内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控制被执行人。

  十、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同一案件中发生新的妨害执行事由的,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一般不少于人民币一千元。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一般不少于人民币五万元。

  在拘留期间被执行人具有积极履行债务等认错悔改情形的,可以责令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

  十一、应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不采取的,依法依纪追究承办人责任。

  具有特殊情形暂不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应当报经批准。具体情形另行制定。

  十二、本意见适用于金钱给付类民事执行案件。

  同一被执行人在同一执行法院内具有系列执行案件,可以基于其中一个案件实施本意见的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材料在其他案件中备案。

  十三、本意见自二○一九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抄送:最高人民法院,省委办公厅、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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