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股东的求助

duoduo 14 2021-09-24

我是一企业改制时的隐形股东(有股权证),当时注册股东人数为38人,实际有股权证的股东184人,只有17个自然人股东就是股权证与所占股份是一致的,其他都是代持股,现在公司要股改上市,1、我要求成为自然人股东,能行吗,2、代持人股东有权卖我的股份吗,3公司任意更改的公司章程合法吗:如要求员工离职时必须出售其股份。

家族是一个无形的金融交易市场,交易的内容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许诺

家族是一个无形的金融交易市场,交易的内容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许诺

  这些许诺当然可以很值钱,也可以一文不值。

  关键取决于双方是否互相信任,使这些承诺被当成一回事。

  家族中的血缘关系恰恰可帮助这些承诺更好地在家族这个小范围之内执行。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

  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

  “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人类自古就难以以个体生存,人际经济交易、感情交换历来是人类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利益交换,特别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之间的人际利益交换,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概率,来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有安全感。但是,人际交易、尤其是跨时间或空间的人际交易必须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否则,交易的不安全使我们即使有需要,也不会去跟他人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不会去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养老、互相投资。

  以血缘建立的家庭、家族为跨时空利益交易的场地,或者说家庭、家族就是隐性的内部金融市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血缘是这些族内、亲情内部利益交换的信用基础,而儒家“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便是信用交易的具体文化制度保障。“孝”道文化是这种个人未来生活安全保障体系的另称。

  “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这些当然都是不能称作“利益交换”的跨时空经济交易活动,是只能做但不能这样说的经济活动。

  在血缘关系之外,朋友网络是另一个能为信用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础架构,这也是一种相当人格化的小范围利益交易体系。

  友情,实际上都是隐性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具备投资、保险或信贷的经济功能。

  市场越不发达的社会,这些隐性利益交换会越普遍。

  靠亲情、友情来进行跨时空的利益交易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

  这些交易不要钱,却是典型的经济交易

  地区市和县城的人们对未来最没有安全感,在传统家族和现代金融市场中间,他们哪边都不靠,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近代城市化中进入城镇,已离开了自己的血缘家族网,所以他们不能靠家族、亲戚实现经济互助和安全保障;同时,那些县城和地区市又没有发达的现代金融。在两边都不靠的情况下,这些中小城市的人反而对未来生活最没有安全感。

  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与陌生人交易的成本还太高,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后,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保证经济交易、精神交易能顺利进行的安排。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以家庭为基础性存在单元当然没把个人充分解放出来,不等于个人完全自由了,但“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

  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今与昔

  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长幼以及男女将每个人编入一个等级组织中,然后,根据出生位置给他课以一辈子不变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是成年之前,还是之后,甚至儿女、弟弟都六七十岁了,每个人在这个层次秩序中的地位不变,永远是在长者说话时幼者只有听话的分,只能低一等或几等,永远没有自我。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

  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自古以来,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退休养老、针对未来收入风险、针对未来不测之灾而提前进行规避,也就是要面对在经济学中讲的消费与投资组合问题。为什么呢?有一个很抽象的架构,比如从今年到明年,我可能运气很好,赚很多钱,也可能是运气不好,亏很多钱,后年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由此一年又一年地让命运带着走。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传统社会没有汽车,也就没有汽车保险,但会有水灾、旱灾、火灾、地震,或者生病,防老等需要。这些都是从出生开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风险规避的自然要求。

  但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养子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但是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券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今天讨论的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保障问题,强调的是要用外部性的法律、法院和行政手段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套在传统的家庭理念上,那会怎么样呢?父母亲作为投资方,作为保险的购买者,他们以后的利益,或者说传统社会中父母投在后代身上的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等,靠什么机制来保证呢?靠什么机制保证父母亲作为投资者能有所回报呢?传统社会里没有可靠的法院,你不可能要求法官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投诉到县太爷,但那些县太爷没有工夫搭理你。

  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这些都是隐形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以此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

  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靠后代的内疚感来保证对上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回报,而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

  《三字经》里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的未来都砸在孩子身上了,如果我的孩子随便远行,那我的投资利益就很难有保障了,我作为“股东”的权益就可能要受侵犯了。

  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幸的:小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但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时候又不可能幸福,因为首先要四世同堂,没有个人的空间,也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看着父母亲时会想:“他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还要养他”。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看着年老的父母就会互相推诿。那么,作父母亲的就在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给我生存的保证?”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要看很多面子,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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